两汉之际，关中大劫，生者陷于战火，地下世界也不得安宁。 赤眉军入关中，大肆掳掠，西汉诸陵几乎全被盗掘。西汉讲究“事死如事生”，流行厚葬，要求死者所用如同生人。帝陵之中尽是奢靡景观，死者穿金缕玉衣，陪葬之物不可胜数，从金钱玉帛，到车马人偶，乃至珍禽异兽。 《晋书·索靖子綝传》里说：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，天下贡赋，三分之一供宗庙，一供宾客，一充山陵”，耗天下三分之一财力，只为营建一个死后居所。武帝的茂陵，修筑时间长达53年，光是这里面的财物拿出来，不知可以让多少人成为巨富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，不少人赌上身家性命，也要盗掘陵墓，博取富贵。因此，盗墓活动屡禁不绝。 关中沦陷之后，赤眉军不仅发掘帝陵，洗劫宝物，还有人看见玉匣里的死者栩栩如生，心生淫邪之念，侮辱尸体，连吕后也不能幸免。当然，这可能是史书的夸大之词，但足以让人感受到现场之惨烈：玉匣被扒开，王侯将相的尸骨暴露于野外；珍宝散落一地，遭人哄抢。这一刻，汉室威严荡然无存。 建武五年（29），刘秀下诏修复长安园陵。西汉帝陵的惨状，在刘秀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。等到给自己修建寿陵时，刘秀不由得忧虑起来，他说：“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，无为山陵，陂池裁令流水而已。” 一切从简，不起山陵。或许，这样才能让自己的陵墓永远安宁，不被打扰。 ▲刘秀画像。图源：网络 建武二十六年（50），刘秀来到邙山给自己的陵墓选址，在临平亭东南处，只见“河水洋洋，舟船泛泛”。此处地势高敞，襟山带水，实乃风水宝地。倘若死后能长眠于此，那么子孙万代都将因此而受益。将作大匠窦融说：“园陵广袤，无虑所用。”也就是说，空间足够宽裕，适合大兴土木。 继东周之后，北邙山再度迎来了长眠的王者。 东汉即位有14个皇帝，其中两位少帝被废，因此仅修建十二座帝陵，除献帝禅陵位于今焦作市修武县境内，其余均在洛阳附近。 根据《帝王世纪》的记载，东汉帝陵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：洛阳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，光武帝原陵、安帝恭陵、顺帝宪陵、冲帝怀陵、灵帝文陵，又被称为“邙山五陵”；东南方向有6座帝陵，明帝显节陵、章帝敬陵、和帝慎陵、殇帝康陵、质帝静陵、桓帝宣陵。 ▲东汉帝陵分布图。图源：钱国祥《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》 唐人王建诗云：“北邙山头少闲土，尽是洛阳人旧墓。”古时的洛阳城是一个热闹而又巨大的名利场，世人在其中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也追逐着功名利禄。而洛阳城附近的台地则埋葬着无数帝王将相，不论他们生前多么显达，死后都归于沉寂。 如今，我们站在邙山之上，看到的也不过是几个小山丘。而且，由于盗掘严重，加上文献散佚，人们对于哪座陵冢归属哪位皇帝，都无法下一个确定的结论。 关于刘秀的原陵就有一个疑问。在孟津老城西八里，黄河南岸的白鹤乡铁谢村，有一个叫“刘秀坟”的地方。传统观点认为，刘秀坟就是原陵。此地有陵冢、光武祠，还有历代的石碑，时代最早者为北宋开宝六年（973）的《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祠碑》，记载了宋初重修光武帝祠之事。 极有可能是宋人把原陵的位置搞错了。刘秀坟距离东汉洛阳城址13公里，即汉代约30里，远远超过了典籍记载的15里。而且，铁谢村海拔太低，不符合“风水”。在邙山上，人们发现了三座独立大冢，自北向南依次为大汉冢、二汉冢和三汉冢，其中，大汉冢封土直径约 156米，规模最大，距离东汉洛阳城约6.2公里。因此，大多数学者认为，大汉冢才是原陵。 与西汉帝陵相比，东汉帝陵面积缩小，设施简化，结构减省，大量随葬瓦器。这些都要归功于刘秀的提倡。刘秀死时，曾下遗诏：“朕无益百姓，皆如汉文皇帝制度，务从约省。”他希望能像汉文帝一样实行薄葬。 在西汉诸帝中，汉文帝是一个异类。他修陵墓，用瓦器，也不起封土，开创了皇帝薄葬的先河。西汉末年的刘向曾说过一个故事。一日，汉文帝来到霸陵，大概是感到生命无常，于是交代起后事：“以北山石做外棺，用苎麻丝絮堵住缝隙，再用漆粘起来，这样还能破开吗？”有人回答：“假如棺里有诱惑，即使用南山做石椁，也会有缝隙。如果里面没有诱惑，即使没有石椁，也不用担心。”言下之意，只要没有金银财宝，就不会有盗墓贼惦记。刘秀推行薄葬，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 严格意义上说，两汉的薄葬其实并不薄。汉武帝时，就有人从霸陵盗取钱币，将大量货币埋入地下，显然是厚葬的行为。刘秀之子、中山王刘焉死后，调来河北各郡的名贵柏木和黄肠石，征发六州十八郡的劳役，大修陵墓，极尽奢侈。 到了曹魏时期，帝陵规模继续缩小，不封不树，帝陵无地表标识，陵寝建筑也少，也没有珍贵的陪葬品。正如曹丕在《终制》里说的那样：“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，亦无不掘之墓也。丧乱以来，汉氏诸陵无不发掘，至乃烧取玉匣金缕，骸骨并尽，是焚如之刑，岂不重痛哉！” 从长安，到洛阳，不知上演了多少厚葬致祸的惨剧。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，总有消散的一天。 刘秀自然无法想象两百年后的场景。在他的时代，新王朝正冉冉升起。
